前言

 2002年五月,鹿港文教基金會與鹿港勞工教育學苑共同舉辦了一場名為鹿港學的研習營,邀請歷史、建築、文學、書畫、戲曲、語言、文化研究等各領域的學者專家從各自專域中發表一場約二到三小時以鹿港為主題的演講。主辦單位拋出一個的「鹿港學」的名辭肯定是與一般主題式文化活動不同。「鹿港學」一辭或隱或顯的揭示出未來它將是自外於其他學科的可能。活動主辦者試圖在『鹿港學』的初步階段,以一種開放性的態度廣納各學門的看法,意欲從中找尋未來發展的任何契機。本文主旨為詮釋『鹿港學』之意義故名曰〈『鹿港學』的邏輯〉。

 筆者初步認為「鹿港學」必定得是跨學科視野的,初始是以鹿港為共同文本作為統攝各學科研究成果,進而發展成為具有實踐意味的人文學科。它的存在價值在於既不守株於固定的研究視野也沒有統一的研究方法,而是一個不斷生成和拓展的知識實踐領域。未來它的影響範圍將不只侷限於區域性的研究結果,而是研究時所開展的視野與其深刻的批判性、反思性。直言之,『鹿港學』的生成動力是源於對既有學科的挑戰。『鹿港學』關注的是為傳統學科所忽視或壓抑的邊緣性議題。就此而言,它將改寫國內傳統學術的中心與邊緣觀念,而且對傳統的學科理念和學科建構構成強烈的衝擊。

 本文將試圖從各學科自身發展的異化及當前國家文化政策「過多元主義」(hyperpluralism)傾向之批判,進而指陳發展『鹿港學』的迫切性。

何為鹿港學?

 『鹿港學』在此時此刻被提起其所具有的符號象徵性是無法脫離當前生活世界而存在。德國現象學哲學家海德格論證了「存在先於本質」的概念為我們開啟了一個從肯定現世開始的存在哲學觀,從而也縮短了中西方哲學對於終極價值追問的本體差異。「存在先於本質」的概念是西方世界自十八世紀理性主義當道以來前所未有的哲學轉向,且又被稱為哲學的「哥白尼革命」。

 現象學從人類本體的存有出發進而指出人類自前現代或稱理性主義以來的以主體〈subject〉—客體〈object〉為思維架構的自我異化〈alienation〉。此一哲學思維影響了後來法國以沙特為主的存在主義,並與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先後影響了二十世紀的人文思潮,並也促成各人文學學科系統之內在修正。不過這種學科內在修正的現象經輾轉傳入國內,經常未能「入境隨俗」的生搬硬套或概然視之為「前衛」、「異端」,遑論造成國內現有人文學科系統之內在批判以及修正。造成各學科有機會為社會「獻策」時只能以國外現成之成功案例為典範,掩蔽學科自身社會實踐能力無能之窘境。

 「殖民統治時期文化的基本價值和經驗由於物化(變為殖民地的生活方式和各種物質形式)異化(指西方殖民思想加上被殖民地區的傳統文化)進入該社會文化體系中,由一部份受殖民教育影響的知識傳承,充當了維持與前殖民國家的不平等依存關係的知識解釋」。不可諱言,就國內現代學術發展之趨勢而言,移植於西方世界之學術傳統在方法論的進展上,當然得「隨人作計終人後」,又如何才能「自成一家始逼真」?

 『鹿港學』的提出是鑑於台灣文化環境種種異化現象而出發的。或許,大家一開始會有以下這些疑惑:既然是以台灣文化環境種種異化現象而出發又何必特別標舉出鹿港呢?一個文化思潮的轉向又如何能夠落實到鹿港而成為所謂的『鹿港學』呢?『鹿港學』又該如何與『宜蘭學』『澎湖學』『金門學』之所謂以「學」冠上地名之『某某學』做區分呢?還是他們根本上就只是一個文化活動包裝的口號?何以以上的『地方學』皆能由少數具權威之學界人士支持之下堂而皇之的「存在」,而『鹿港學』卻遭質疑呢?是否有所謂客觀的質性與量化標準作為判準,或是從根本上『鹿港學』與其它的地方學就分屬完全不同的問題意識呢?

 問題看來似乎是複雜的,如果我們開始思考為何會提出這樣的問題,就不難理解筆者所賦予『鹿港學』的特殊意義。首先,得問我們是站在什麼樣的立場而提出問題?是站在一個歷史學的角度,還是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角度來看待『鹿港學』,?『鹿港學』一辭無法避免的會讓所有學科立場的人士們對她提出看法,因為『鹿港學』中的鹿港所代表的一切對各學科來說只是研究課題之一。

 這也意味著各學科處理鹿港這個研究對象之時,不可避免的會將會受制於該學科所訂定的認識旨趣與被視為客觀有效的研究方法,但也唯有如此才能符合所謂的「科學精神」,符合科學精神代表著該研究成果將成為合法化的知識,合法化知識則將作為學術場域之文化資本以進行自我保障及進一步獲取更多文化資本之工具。國家機器以尚屬優渥的條件保障這些學術工作者及其心血結晶,民間也為他們留下一個崇高的社會位階,這一切似乎被視為應該然,不必筆者在此贅言。但是我們所期待的學科發展不就是該為人類帶來更為美好的生活嗎?所有學科開始成立時不是皆以解決生活世界之問題而出發嗎?是否現在的學科發展已經背離了當初的理想,變成一個封閉的疆域,任憑學科的金字塔越往高點築構卻無視社會的現實問題。

 當代哲學詮釋學學者高達美(Gadamer)曾為實踐與理論不應作為相對性看待做一清楚的闡釋:「亞里斯多德的一段精彩論述可以使這一問題更加清晰。他的大意是:在最高的評估中,人們被單在思想領域之踐履(Performance)所決定,才可以被稱為行動者。在這裡,理論(Theoria)本身就是實踐。這種論點單單是作為一種詭辯來刺激現代人的耳朵,因為,對我們來說,實踐的意義只是由理論和科學之應用來決定的。而且,實踐所承傳下來的內涵都常與不純粹性(Impurrite)、偶然、和諧或折衷的理論應用聯繫在一起。「實踐」這一語詞概念在其中有其正確位置的概念系列,並不是由作為理論相對立者所原初地被界定。實踐所構成的,不是行為模式,而是最廣泛意義上的生活。」「只有建基於知識之上之生產,即為政治生活提供經濟基礎的製作(Poiesis)才是實踐的對立者。」

 現代的學科發展,就是通過標準化、科層化的區分系統形成一種「專業態度」(Professionalism),這種「專業態度」促使學術工作者(或泛稱為知識份子)將其注意力完全集中於狹隘的知識領域,一個學術工作者在學術場域中的地位越高,也就意味著他的學習興趣和能力越集中於某一專門領域,對於普遍的社會矛盾和社會不公平現象越發地漠不關心。結果是學術工作者逐漸喪失自己的社會公共代表角色,放棄了自己所承擔的社會批判責任,然而他們卻又無可避免的轉為權力的直接雇用。正如薩依德(Edward W. Said)所言「專業態度是今天對於知識份子的特別威脅」。

 筆者認為探尋自身生活世界所隱藏的學術與政治運作將有助於釐清『鹿港學』與其他『地方學』本質上之差異。

 『鹿港學』之所以被提出是鑑於各學科將鹿港視為靜態的知識分類對象之一,且為一定專業措辭建構出來的歷史產物。對著現實文化的改善不起作用。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在鹿港發生的許多文化事件諸如現今最熱門的龍山寺修復一案、先前的日茂行事件、未演先轟動的福鹿藝文特區乙案,以及落實於各地的社區總體營造等。每一次沒有意外的都參與了學者專家的意見,卻還是沒有意外的窒礙難行,地方從期待到耐心的等待卻換來最後的無奈或麻木。責任的歸屬都是地方的不團結或制度面尚未改善等等。專家學者卻總是能全身而退,轉戰下個事件場域,或有少數具正義感的地方文史工作者能出來批判,卻常受制文史工作者自身身份認同之危機或社會大眾對於文化事務參與興趣不高以及國內文化事務為意識型態所用之影響。可惜的是,正義的聲音卻常在台灣社會多元價值觀的吩擾中淹沒。

 究竟每年國家超過總預算百分之一的文化事務支出(文化大國法國的年度文化支出也直到兩年前才超過國家總預算的百分之一)給我們帶來一個怎麼樣的文化環境?或許有些文化指數可以供為政府施政的參考及政治宣傳工具,但是光憑每年有多少人參觀博物館或進入音樂廳以及每位國民能享有多少文化預算經費的量化標準,並無法真正說服任何一位具有文化理想之人士。因為,文化推動的成果並不是片面的以每年進出幾次博物館和音樂廳的次數所能夠概全。文化政策根本上就應該是以價值為前提再談方法,然而我們當前的文化政策卻正是相反的以價值服務於方法。「有一些文化人斤斤文化管理的精打細算,卻忘了文化的理想與生活的目的二者應如何契合的重要課題。」。

 在2003年第三屆全國文化會議文建會主委陳郁秀指出「如何在新世紀的起點上,建構一個擁有地方性特色、個人活力、有創意實力的企業與有文化想像的藝術團體,在越來越多文化交流中,可以躍入無國界的舞台上彼此競爭…」以及「在台灣這塊美麗的土地上,近五十年來所看到的建築過度開發,而且未能作任何整體的搭配與設計的空間景象,因此她呼籲各界要把台灣當作藝術品,做適切的空間願景構想,要喚醒大家認真思考台灣這塊土地的未來性理想性與…」陳總統亦該會議在閉幕時指出新世紀的文化願景就是「一個有文化內涵的新台灣、要有優質的文化環境、豐富的文化資產,以及優雅的文化生活。」從主政者幾次的談話中我們可以發現諸如「地方性特色」、「個人活力」、「創意實力的企業」、「文化想像的藝術團體」「適切的空間願景」、「台灣這塊土地的未來性理想性」、「優質的文化環境」、「豐富的文化資產」、「優雅的文化生活」等的語意詞彙,除了政治人物為保障發言的「安全性」之外,也說明了文化政策指向「價值」判斷的方向的正當性。簡言之,文化發展目標的思考是以應然(價值)決定實然(具有的型態)。凡事涉及應然就具有討論開放性,所謂的多元化是放在這個層次上來談的,但是現在所謂的多元是一種庸俗的多元主義與過多元主義之交相作用,使得越關乎價值判斷之事越發顯得無力感。「文化政策仍舊是一種公共政策…文化不能沒有定向,而文化定向不能交給那些專營政治事務的大內高手去憑空決定或暗地裡去經營。」

 當我們知道該將文化事物回歸文化專業者時,我們就期待文化專業者一樣的能為我們解決當前的問題。但是現有的文化專業者說穿了只是從各領域邀請來的學者專家。然而,這些學者專家所具有之學科視見,正是分科學術發展所形成之專業高度所欠缺的正好是文化政策所需最重要的綜合判斷能力。

結語

 行文至此,呈現的是筆者個人思維一連串的翻轉與矛盾,的確在習慣了同一性原則之下進行邏輯思維、觀察問題、蒐集材料和尋找答案的模式之外,尋求一個自身生活世界問題意識的探尋正如同差異性之不可思般的困難。但作為同一世界觀下的否定思維卻是使台灣文化辯證揚升的開始。本文因礙於篇幅,僅就現有學科落實生活場域之侷限及國內文化政策推動之迷思,做一初步的反省。故為『鹿港學』後續之「理想典型」(ideal type)和具體之運作策略進行更為清楚的闡釋,將為筆者責無旁貸的責任

 也期許這篇文章能行一拋磚引玉之效,讓所有的鹿港人及非鹿港人一起來回應這個「我們究竟要過什麼樣的生活」之命題。只是剛好『鹿港學』提供了這樣的平台。

arrow
arrow
    全站熱搜

    沙鹿電影藝術館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0) 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