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鹿電影藝術館

　長久以來，絕大部分的藝文資源總是為首善之都所獨享是不爭的事實，電視電影等影視傳播資源更是呈現一面倒的狀態。

　在過去，在這樣的客觀環境下說要為社區做影像紀錄，除了呈現出台北觀點下速成的地方影像文化，不然就是地方影像工作者耗費了許多努力卻不見得能達成目的。

　然而隨著數位攝影機（DV）與電腦剪接設備（非線性剪接）的降價與普及化，地方的影像工作者要為社區做有觀點的紀錄終於成為可能。這個可能的成功因素並不在於經濟與資源這個問題的解決（事實上這個問題在哪裡、在何時，都是永遠存在），而是想要投入的願力相對地能輕易獲得實踐。

　「我們可看到大部份有規模的電視公司或出資機構，由於和社會的現實利益糾葛與默契，為避免受到控告，因此影片的內容必須在法律上站得住腳，所以他們傾向製作教學影片或受嚴密控制而主題意識正確的節目，那些真正具有社會批判、暗含個人觀點，而非公司觀點的影片，他們並不熱衷。」（Michael Rabiger）。

　過去影像製作資源的匱乏，隨著科技的助益，在今日反而一百八十度轉變，成為社區影像工作者想要製作有個人觀點的影片時，所具備的靈活優勢。

　以前人用文字與平面的相片為社區記載歷史，現在的人卻可以用影像來書寫地方，「影像」把當下的＂真實＂用影音具體的紀錄（拍攝）、重整（剪接）與呈現（放映），影像看似具有＂真實性＂（事實上影像絕對不等於真實），然而影像更有趣的是它的曖昧性，讓言外之意的第三元素更加豐富且圓融，而自我辯正著，導演可透過文本（作品）跟觀眾溝通他個人對所紀錄的人事物的感知。而由於製作環境的改善，影像工作者得能以這種方式來關注地方。

　在拍攝《鹿港苦力》這部紀錄片時，我用攝影機紀錄我的故鄉鹿港，貼近基層的人們與鄉民的宗教信仰，我可以長期的蹲伏在社區尋回童年記憶和經驗，紀錄庶民們的經驗與智慧，也見識到生命的困境和缺陷，這個經驗填補了遊子在外求學所斷的缺洞，原來拍攝的過程就是一層層體認和了解的過程，剪接的過程其實就是一連串反芻和省思的過程。

　在社區做影像紀錄，其實我就是一次重新學習、重新成長的歷程。這過程沒有辦法用經濟效益和投資報酬率衡量，然而價值絕對恆久遠。冷暖點滴，如人飲水。